“不是。”安金磊说，“我很肯吃苦的。我不打药，不把草除净，只是为了让大自然保持自然。

“我是我们村不多的几个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年轻人。十几年前，我从衡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在此之前，我一直上学，父母是小商人，家里只有三亩地，没让我干过农活。

“第一次下地，是到果园里喷除草剂和农药，拧开农药瓶，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扑面而来，熏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心想，这么大的气味，这得有多大的毒性？果树能受得了？残余在果子上，人吃了会怎样？“这时我又听到东邻的西马庄村一家农民遭遇不幸的消息：一个孩子中毒，原因是大人给他弄了块西瓜吃，没想到中了毒。最后化验出原因，西瓜地里使用了过量的呋喃丹。

“我经常爱找农场附近村庄的老人们聊天，而老人们说，几十年前，地里有虫子，但很少形成虫害，使用了农药后虫子越来越多，好多虫子都有了抗药性，于是农药越来越毒；使用了化肥和转基因种子，产量是提高了，但粮食和蔬菜越来越没有味道……他们说，现在种地图省事，除草剂、农药一喷，化肥一撒，就等着收庄稼，闲着打麻将、玩，世界上哪有全好的事？全好的事就有大问题！我了解到，农民们使用除草剂和农药、化肥和转基因种子已非常普遍，这些化学产品的确使农产品一时增加了产量。但他注意到滥用化肥农药对土地所造成的伤害——尽管化肥用量在逐年提高，地力却在不断下降。我分析，很大程度上，增产是由于现在有了机井等灌溉设施的结果，是以大量抽取地下水为代价。”

贺雨洁插话道：“我看到电视上说有位国务院副总理来这们这里调研地下水超采了，市里还开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视频会了，县里、镇里都设了分会场。”

“现在的人比狼心狗肺狠毒多了，子孙后代的水，恨不能立即就抽干玩净，让后代一生下来就渴得嗓子冒烟，吃奶都吃不着，直接从娘怀里吸奶粉。”安金磊恨恨地道，然后他继续讲：

“从第二年起，我就在自己负责的地块上开始‘有机农业’实验。我用鸡粪代替化肥，用翻耕和手拔代替除草剂。当年他的地块上西瓜的品质明显优于使用化肥农药的地块，而且产量也不低，只是我付出的汗水比别人多些。

“在农场工作了7、8年，我坚持着有机农业的尝试，但总因为农场是国有的放不开手脚。到2000年，机会来了，我的家乡东紫龙村有40多亩贫瘠的土地，过去每亩每年只有几元钱还没有人愿意承包，我和妻子商量好，他们双双辞去了农场的职务，回村包地，我们出的价格是每亩每年50元，这让人们认为我们犯了傻。

“我埋头地里的活，很少与村民接触，串门聊天等事情根本谈不上。没有外人来，我和妻子、儿子以及田里的庄稼鸟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平时说话很少，但与远道而来拜访我的专家学者谈论天地人生却辩才无碍。但我与村人相处没有矛盾，比如他们见我的土地现在成了良田，实行粮食真补和良种补贴后，我地多领的补贴也多，大家对此也都没反悔之意。我与虫子都能和谐相处，何况乡亲。如果村里反悔，收回便是，但现在村民们还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中专的同学们许多进城当了干部，对我的举动更不理解，他们认为，我应该想办法进城才是。但我认为，只有自然的、田园的生活才是最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