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个两步路便能抵达附近的藏宿，将米换成钱。

这些垄断了“大米交易”的特殊商人，乃最典型的、同时也是最为人所不齿的特权商人。

他们堪称江户时代的金融业者、“华尔街的大鳄”。

米是江户时代的硬通货。

在任何一个时代，垄断了硬通货交易的人都会无比地可怕。

较之普通的平民，武士们的开支众多。

保养武士刀、购置礼装、聘请仆人、喝酒应酬上述的每一样，都是一笔不小的消费。

因此，哪怕是年收入几十金的武士，也很难过上舒适的阔绰生活。

手握海量硬通货，腰缠万贯的札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巨大的商机。

于是乎，这帮“华尔街的大鳄”便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禄米作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堆金积玉的夸张财富。

特别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武士们的米换来的钱虽然还是这么些，但是开销却是越来越大了。向“札差”抵押禄米而借钱的武士越来越多，有些甚至连2年后的禄米都抵押掉了。

为了限制札差的财富膨胀，享保9年1724，幕府规定只有指定的109人可以做札差，并且结成一个类似于行会的组织，严禁一年的利息高于1。

然而，武士们终究还是离不开札差。

要想将米换成钱，还是得仰仗札差的人脉和财力。

札差的人数受到限制之后，反而地位更加高了。

虽然幕府限制了贷款的利息，但是多收钱的方法还是有的。

比如在借钱的时候要多收一份礼金。

或者在还款逾期的情况下，多收相当于一个月利息的罚金。

当时把经常出入演剧场、吉原等声色场所的一掷千金的富豪称为“通人”。

最有名的“十八大通”大多数是札差。

由此可见，江户的札差们都富裕豪奢到了何等程度。

你辛辛苦苦地奋斗一年，也就赚来十几两金、几十两金；人家在吉原、戏园子等声色犬马之地的一夜的消费就逾千金。

你舍不得骑的脚踏车，人家站起来拼命蹬。

在你面前冰魂雪魄、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女艺人，在人家面前小鸟依人、赔身下气。

在这帮乘坚策肥，履丝曳缟的特权商人面前，武士们毫无尊严可言。

一文钱愁死英雄汉武士们的地位就这样在米和钱的不停交易中慢慢地低了下来。

“钱”与“权”乃难舍难分的双生子。

毫无疑问，这帮高高在上的特权商人们，从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至今，就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

没了他们的“以米换钱”的人脉，以及层层盘剥的高利贷，全国上下超过半数的大名、武士，都将陷入举步维艰的窘迫境地。

于是乎，不论是幕府的高官，还是各个地方的藩国大名，都乐于结交特权商人，最起码也不能得罪对方。

万恶的官商勾结就这么产生了。

特权商人贿赂官僚。

官僚给特权商人种种便利。

双方的朋比为奸，使特权商人俨然已成凌驾在武士阶级之上的新的权贵阶级。

就连官老爷都得卖特权商人几分薄面，遑论区区的平民百姓

随着特权商人的日益骄横，接踵而来的，自然便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越发尖锐的阶级矛盾。

实际上，特权商人们所犯的恶行，早就超脱了横行乡里、在街头调戏妇女这种低端的程度了。

江户时代的四海升平的安逸环境，使各大城町的商品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江户、大坂等地区业已萌发出资本主义的萌芽。

受此影响，特权商人们不再是单纯的古典商人，他们拥有了部分资本家的特性。

只要能使资本增值，他们便不择手段。

每逢大旱、大涝、大疫的灾年，市场里都必定会出现特权商人们的身影当然，并非善良、可靠的身影。

他们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置万千黎民的生命于不顾。

那些使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牲畜的“力量”，比如法律、道德，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小小拘束。

西野所接触过的跟特权商人有关的桉件，不知凡几。

这些桉件的最终结局都无比地相似受到某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的介入，要么草草结桉，要么干脆就无疾而终。

对于这种一手遮天的蛮横行径，西野素来是深恶痛绝。

面对以札差为首的特权商人，他只有一个感想看到他们的脸就作呕。

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听见“札差”一词时，展现出那么大的反应。

西野低下头，又扫视了几遍手里的信。

“字迹仅凭这个来锁定嫌疑犯，未免过于武断了吧”

“不不不，一点儿也不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