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近代史，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

在这个世界，真心是弱肉强食，利益至上，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道义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甚至还会拼命阻拦。

别说一战了，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

非常少，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疯狂掠夺。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请牢记收藏,网址 最新最快无防盗免费找书加书可加qq群95286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