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四章 木卫十(1 / 3)

下课后,蔡元培和李谕、鲁迅、李大钊等人一同吃饭,本来想叫上辜鸿铭,不过他明显不太想和一帮搞新文化运动的人在一起。

来到饭店,李谕问“胡适之和辜老先生不太对付”

“相当不对付,简直是死对头,”蔡元培笑道,“一个刚刚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就做了教授,不止辜先生,还有很多老先生无法接受。”

“适之教的什么课”李谕问。

“中国哲学。”蔡元培说。

胡适在美国学的就是哲学,算他的老本行。

“学生们的评价怎么样”李谕有些好奇。

蔡元培对李大钊说“守常李大钊字与学生来往较多,应该更了解。”

李大钊说“昨天我听文科学院成绩最好的傅斯年评价,适之讲的墨学一课不太理想,就像外国汉学家讲中国文学,虽然有些观点比较新奇,但大多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探究,也不太适合中国人。”

傅斯年是后来的史学大家,目前在北大文科念书。

他的成绩相当出色,从入学开始就一直位居第一。而且傅斯年颇有“大哥范”,除了学问好,还长得很壮,能打架,讲义气,小时候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现在更是北大学生中的头头。

“另一位成绩很好的学生顾颉刚也有类似评语,”李大钊接着说,“不过傅斯年对适之的总体评价不错,认为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

李大钊为了顾及老师的面子,没有说全,其实傅斯年最后还有一句“你们学生不要胡闹。”

李谕笑道“学生评价先生,有点意思。”

这是初期北大的一种风气。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好。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

民国以来,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

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

后来胡适自己承认,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十分感慨“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傅斯年字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蔡元培说“适之十分用功,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所以不仅提心吊胆,也一直加倍学习。”

“这个我知道,”鲁迅说,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适之经常拿一套章氏丛书钻研,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钱玄同字。有时学到深夜,便只吃个皮蛋对付。”

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

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蔡元培却又说“不止学生发难,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

“不通不通什么”李谕问。

蔡元培说“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哲学”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

既然连“哲学”这个词都没有,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存在beg”,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

因为中国文化太长,完全自成体系,没必要去讲西方的“哲学”。

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

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

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在北大,“哲学史”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

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笑得没毛病。

“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李谕说。

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成名相当早。

几人慢慢又谈到欧洲大战,毕竟北洋政府已经对德宣战。

李大钊对这方面最关注“俄国的退出是今年欧洲大战最重要的因素,我在报纸上看到列宁那句和平、面包和土地口号时,就知道东线战场要结束了。”

鲁迅说“不仅俄国,今年法国的兵变闹得也很大。两边都出事,真担心德国趁势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