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电话是好东西，与疏才兄弟的电报机相结合，再方便不过。”

唐文治接着说“自从袁大人托病回乡、张之洞大人逝去，朝廷这段时间的决定越来越像纸上谈兵，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学部只知道摊派任务，甚至不懂单级教授法，伱说可笑不可笑”

“单级教授法”就是不同年级混编，在教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前提下，是个有效的缓解手段。

李谕当年招募荷兰教师，也是因为荷兰的教师制度同为一个人教很多科目、很多年级，水平比较高。

历史上这个制度是1909年左右刚从日本引进的，还是比较适合早期国内的。

总之，李谕、严范孙、张謇他们办的学校教授内容是比较现代化的。

而朝廷定的学制，却一点都不像义务教育，更像“权利教育”。启蒙教育的内容不多，更就是一大堆忠君、愚孝的思想内容。

地方办教育的大都是有识之士，根本不会采纳这套制度。

唐文治说“朝廷设立中华教育会也算不上大事，还是这套内阁制度让人无法接受。”

严范孙说“疏才兄弟在国外待了那么久，还被多国科学院聘为院士，对西洋诸国必然熟悉，你觉得合理吗”

李谕说“当然不合理哪怕君主立宪国，君王的权力也只是礼仪性质，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换句话说，皇帝的任命并不是皇帝的决定。

“皇帝只是根据议会内阁的决定加以宣布，从而使这些政治任命具有神圣性，至上性。

“就算强势如德皇、沙皇，也不可能一人说了算。”

严范孙叹道“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不知道为什么摄政王就是不明白，简直是在挑衅整个立宪思潮。”

唐文治说“本人也曾考察诸国，朝廷的立宪不仅没有让皇帝权力减少几分，如今成立的内阁又有这么多皇族成员，更是闻所未闻。皇族亲贵不得担任政府要职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必然规定，日本国的天皇家族就是典型例子。”

晚清从甲午海战后，已经学了日本十多年了，把日本当成典范学习对象，可爱新觉罗家死活就是不知道学习日本天皇家族的做法。

道理都是摆在明面上的，皇族不担任要员实际上是一种双赢以及保护，可以避免皇室被亲贵拖入某些政治丑闻。

要保持皇室的神秘、至上、榜样功能，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皇室亲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比如皇室亲贵可以从事某些慈善事业；任何实质性的重要官职都是万万不可的。

国民可以全资将皇室贵亲全部养起来，使这个特殊的家族不发生任何影响国民信仰的丑闻。

不止日本天皇家族这个最典型例子，通观各君主立宪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是君主立宪的起码要求。

其实以前的清朝皇室，皇族也挺少出来担当这么多重要官职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咸丰的弟弟“小六子”奕。

是他开启了晚清皇族成员从政的先河。

但当时的慈禧启用皇族，多少有一些制衡强势崛起的汉人大臣之意，如今载沣在皇族内阁的设立上就用力过猛，普通民众都能看出其政治手段堪称拙劣。

严范孙说“虽然摄政王感觉内阁成员大都是自家人，高兴得很。而我看，更高兴的还得是革命党人。”

聊天间，赵谦从街上买回了当天的报纸。

几人一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铁路收归国有如此强硬的措辞，要来真的了。”

严范孙无语道“事儿虽是好事，但决定太急太糙”

铁路收归国有是必然要干的，但不仅决定太着急，此后清廷的办事方式更不堪入目。

李谕指着报纸说“邮传部规定，今后铁路建设均由朝廷向外国银行举债，但这些资金并不用来偿还各省已经支付出去的款项。”

唐文治愕然“已经用的钱或者公司现存款项哪”

李谕道“报纸上说，一律换发给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

“荒唐”严范孙无奈道。

如今公司款项上钱最多的就是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他们的钱又都是川人集资的血汗钱。

朝廷这事办得有民国末年老蒋和四大家族那味儿了。

李谕等人显然无法劝谏皇族内阁的决定。

不过张謇还是想说道说道的，他之所抵京这么晚，是因为中途顺路经过了一趟河南安阳，和袁世凯聊了聊。

张謇下了火车，也不管肃亲王等人安排的接风宴，火急火燎想找摄政王载沣，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取消皇族内阁这种荒唐决定。

不过载沣并没有第一时间见他，只是让庆亲王奕劻短暂会见。

张謇这才兴致怏怏地来找李谕、严范孙等人，随便研究一下中华教育会的事情。

反正这也是个空壳子，大家最后还得先自己去搞教育。

张謇对他们道“说实话，本人一向要做实业、做实事，这个所谓中华教育会会长一职，一点没有实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