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共搞过七届留学生考试，第一届比较仓促，关键还是因为科举刚刚废除，清廷对如何选拔人才没有完全拿定主意。

很快，学部呈送了一份留学生名单，要求严复与李谕按照他们表中所填的专业出题目。

另外学部还派来了一个成绩比较好的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唐宝锷进行协助。

唐宝锷是甲午战争后，清廷第一批赴日公派留学生，他进入了早稻田大学。

唐宝锷是蛮有家族背景，上海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最富有的城市，诞生了很多世家大族，唐家就是其中之一。

唐宝锷的祖上与上海四大买办之一的唐廷枢有关系，还是唐绍仪的远房侄子辈。

至于唐宝锷本人，后来成了天津一个大律师。

唐宝锷肯定也是想当官的，所以非常积极，他殷勤地找到李谕和严复，询问需要自己做什么。

在他眼里，李谕和严复算是主考官。

严复在看到他第一眼后，就说道“阁下恐怕需要额外多做点准备。”

唐宝锷立刻问道“严师傅请讲，在下铭记在心。”

严复拿出一份学部的文件，说“朝廷的旨意，凡参加考试者，必须未剪过发。”

这是一条十分尴尬的条件，因为目前大多数留学生都剪了发。

唐宝锷讶道“可我们都剪过了，一时半会也长不出来，总不能拔苗助长吧。”

李谕同样剪了发，出主意说“你们可以去琉璃厂买一条挂上。”

唐宝锷大喜“还是帝师思维活络。”

严复又说“另外还有两条规定，都是太后拟的，一是不会磕头的不收；二是戴眼镜的也不招。”

看来慈禧多少已经知道，留学生大都接触了西方思想，没有跪拜的礼仪，但慈禧肯定脑子里还是守旧这一套。

不过跪拜这一条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因为留学生们虽然思想先进，但不傻，如果可以当官，磕个头算什么。

至于眼镜，知识分子不戴的还真不多，唐宝锷自己都戴着一个黑框眼镜，无奈道“严大人、帝师，您知道的，做学问十分费眼，尤其是洋人的书本，字那么小，不戴眼镜的实在没几个。”

严复说“我也没有办法，可太后不喜欢近视眼，感觉有碍朝廷的观瞻。但你们可以使用不需要随时佩戴的便携式眼镜嘛。”

唐宝锷说“谢大人提醒，我会尽快告知所有考生。”

接着李谕和严复开始研究这份名单，上面的人不少都在民国有名有姓，但真正让李谕惊讶的是其中两个名字陆宗舆和曹汝霖。

好嘛，后世因为签订二十一条上了历史课本的三人，一下子出现两个。

而且看备注，这两人都是在早稻田大学毕业。

后来的事没法干预，全是军政大事，而且就算没了陆宗舆和曹汝霖，袁世凯到时候还会派其他人签订条约。

李谕和严复很快拟好了专业题和外文题目。

虽然辜鸿铭肯定也会拟出考试题目，但规定是外文题和题二选一，所有的考生都会毫不犹豫选外文的。

因为他们早就不懂什么科举考试，根本搞不定那些东西；而且可以借此说明自己外文功底好，说不定有机会进入非常吃香的外务部。

比较可惜的是这些人里学工科的非常少。实际上按照民国对人才的要求，工科是最缺的，其次理科，然后是经济科、医科等。

因为民国的大学学生比例实在是非常畸形，文科生占学生总数的90以上，其他科目寥寥无几。

一直到四十年代左右，非文科生的比例才上升到30左右。

和平年代倒是勉强能接受，但古人都有云要取长补短，这个时候中国最缺的其实就是非文科生。

战争时期，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并非嘲讽。

而非文科专业里，对落后的中国最有价值的应该就是工科，甚至超过理科的价值。

毕竟欧洲强大靠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对应的就是工科嘛。

至于其他的理科、医科、法科、商科等等，都会随着工业的强大自然而然配套跟上。

只不过民国时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走这条道路。

李谕现在看到工科学生像看到宝藏男孩一样，格外关注，比如其中一个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机械专业的张锳绪。

严复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他是搞过实业的，可严复主要搞的不是教育方面，无能为力。

两人现在拟题比较纠结的是不知道他们的水平如何。这些人大都只了文凭，并没有成绩单之类的作为左证。

两人联系了京师大学堂以及北洋大学堂的一些教师，分专业拟出了试题，最终在难度的考量上比较保守。

考试进行得很快，结果是唐宝锷与另一位叫做金邦平的成绩最好。

曹汝霖、张锳绪在第二等；陆宗舆还有其他人在第三等。

这份成绩单严复送了上去，慈禧很快就亲自组织殿试，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