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自立并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翔更加孤立起来（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211章）。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自从我进了人事部，他就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的泡！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16个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树，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两个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几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一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50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黄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黄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